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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陆军：以侨为桥 向世界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的前夕，作为“全球华文传媒资讯中心”和“海外华文媒体旗舰”的中国新闻社迎来了70华诞。

　　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的是，在这个承载中新社人光荣与梦想、奋斗与希望的日子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中新社70年的历史贡献，精辟阐述中新社的职责使命，深切寄语对全体中新社人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给予中新社人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指引，是我们忠诚履职、尽责担当的根本遵循，是我们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的行动指南。

　　从创办之初，中新社就被赋予“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定位，这一初心使命崇高而光荣，需要我们永远铭记！

　　中新社的前身可追溯到1938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于国统区的国际新闻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孤立封锁中国，海外华侨华人报刊不便采用新中国官方媒体稿件，来自新中国的真实信息得不到有效传播。面对对外宣传的严峻形势，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特别是廖承志同志向中央建议，很有必要成立一家直接面向海外华文报刊提供稿件的通讯社。在建社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恢复国际新闻社，刘少奇同志圈阅修改社名，定名为中国新闻社，周恩来同志组织审定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邓小平同志指示调配人员，相关文件报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准。

　　1952年10月1日，中新社正式成立并开始对外广播发稿，以关心祖国或祖籍国发展的华侨华人为对象，向当时近百家海外华文报纸提供报道内容，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让海外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新社1978年恢复建制。“复办”后的中新社充分发挥涉侨和涉港澳台工作优势，用清新朴素的话语风格，向海外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中新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

　　一部中新社的发展史，既是中国探索国际传播的缩影，也是中央主要媒体发展变迁的缩影。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新社人接续奋斗，共同书写了中新社的灿烂华章。

　　70年来，中新社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在国际舆论引导的关键时刻勇于发声、善于发声，以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表达中国立场，阐明中国理念；坚持面向港澳台侨，记录港澳回归和两岸交流等历史性时刻，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坚持人才优先夯实事业发展根基，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人才队伍，留下记录历史、推动交流的佳话。

　　70年来，中新社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初创时只有47人，用口语广播记录新闻，航寄新闻稿件，骑车到电报大楼发稿，到今天形成包括境内外52个分社2000余人的全媒体采集网络，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信息发布系统，拥有文字通稿、图片、特稿、视频、网络、报刊、供版、新媒体和智库论坛等产品和平台。

　　70年来，中新社既推出了许多写进教科书、荣获中国新闻奖和世界新闻摄影奖的精品力作，也涌现出一批批获长江韬奋奖、全国先进集体和个人称号、被写进新闻史的名记者名编辑。

　　如今，中国新闻社已成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中央重点外宣媒体，中国新闻网已成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国新闻周刊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时政期刊，中新社从新闻战线的奇兵成长壮大为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方面军、侨务外宣的主力军，成为全球华人资讯服务平台和世界华文媒体的领军者。

　　知史明智，鉴往知来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党的领导，牢记职责使命，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中新社70年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中新社的发展史就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外宣战略、和平统一大业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的历史。中新社始终牢记职责使命，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许多重大报道和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作用，确立了在中外新闻界的独特地位。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为侨服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70年来，中新社发挥沟通世界的桥梁作用，以文凝心、以文化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新社始终以侨为桥、以新闻为媒，展形象、交朋友、聚人心，成为团结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国际友人的桥梁纽带，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守正创新，开拓奋进，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创社之初的广播、电讯、专稿、电影、图片，到新世纪前后创办中国新闻网、海外供版平台、中国新闻周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再到进入新时代，大力开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国是直通车、中新经纬融媒体，推出“东西问”国际传播新品牌。可以说，中新社的业务版图是在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坚守正道的前提下“闯出来”“试出来”的，守正创新是中新社事业发展与时俱进的动力源泉。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中新风格，以特色兴社，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招。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新社非常注重遵循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以新闻立社、以特色兴社，逐渐形成了“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的中新风格。这一风格既由创社之初的特殊使命和老一辈中新社人来自五洲四洋的基因决定，也由中新社70年发展过程中的新闻实践探索铸就。中新风格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中新社对外传播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中新社的优势所在、价值所在，是中新社人需要永远呵护、传承赓续的熊熊薪火。

　　承前启后，砺行致远

　　站在中国新闻社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特色，在创新国际话语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提高传播能力，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方向。新征程上，中新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和“政治家办报”的要求，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全力推动新时代中新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履行传播使命，构建创新格局。新征程上，中新社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开拓奋进，坚持陈情和说理相结合，在新闻资讯传播、文明交流互鉴、人脉资源汇聚等方面协同发力，在内容生产、传播手段、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探索媒体与智库之间的有机融合，汇聚更多资源力量，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三是强化舆论引导，广泛凝聚人心。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紧紧围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这个根本任务，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广泛开展新闻宣传和人文交流，多做澄清谬误、解疑释惑的报道，客观、真实、立体、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旗帜鲜明地批驳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有效引导海外舆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广交深交世界各地朋友，增进彼此了解互信，不断壮大海外知华友华“朋友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和力量。

　　四是突出中新特色，提升宣传效果。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突出“侨”的特色，做好“侨”的文章，用富有亲和力的报道，书写“侨”的故事，依托网络新媒体平台反映“侨”的问题，解决“侨”的困难，集聚华文媒体力量支持侨胞维护自身权益，发出“侨”的呼声。要有效整合海外华文媒体优势和资源，加快“海外华文媒体旗舰”建设，打造“全球华文资讯传播共同体”，聚合引领海外华文媒体，拓展多渠道、多语种对外传播阵地，探索多元化国际合作传播新模式。要发扬“中新风格”，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阐释中国立场，展示中国形象。

　　五是紧盯变革趋势，筑牢人才根基。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牢牢把握全媒体变革新趋势和现代化媒体管理新要求，继续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媒体管理向精细转变，努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新型一流传媒，以“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挂牌为契机，推动中新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为方向，以培养全媒型、专家型新闻人才为目标，以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要求，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新时代新征程鼓角铮铮，新形势新任务催人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胸怀毫不动摇的正气、昂扬奋发的朝气、革故鼎新的锐气、迎难而上的勇气，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寻求“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努力续写中国新闻社新辉煌。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传媒》杂志官方微信 作者陈陆军 系中国新闻社党委书记、社长)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